我把手伸进了炕洞，开始往外掏那些塑料袋儿，里面是个纸箱子装的。

全掏出来才发现，一共也没多少，估计最多也就两三斤的样子。

这些东西如果是淀粉真不值钱，问题它不是！

我计算不出来它的价格，不过应该够了，够枪毙于野十八个来回带拐弯儿！

我觉得西屋火炕里，还有厨房地窖里应该还有东西，起码这儿就没看到摇头丸。

那玩意儿出货量最大。

冷啊，已经够死刑了，我真懒得再找。

可想想这些害人的东西，如果不都翻出来，万一于野进去以后拒不交代这里，以后再流向市场怎么办？

将坑洞恢复原样后，又把炕席盖好。

依样画葫芦，又在西屋火炕下面，翻出来好大一纸箱摇头丸，粉红色、浅绿色、褐色、土黄色、黄绿色、粉白色……真是五颜六色。

别看它叫“丸”，实际上都是药片，而且形状也不都是圆形，还有椭圆形、长方形等等。

一些药片上面还有图案，有字母、数字、海豚、树叶、钻石、鱼、笑脸、高脚酒杯等等，五花八门。

我从来不碰这种东西，不明白这些图案代表什么。

不管了，搬出纸箱，又把那些袋白粉装了进去，满满登登。

厨房地窖里肯定也有东西，盖好炕席，抱着纸箱出了西屋，来到了饭桌前。

这是个在东北七八十年代极为流行的折叠木质饭桌。

有个俗称：靠边站！

意思是用完以后，可以折叠立起来，放在墙边不碍事。

我把纸箱放在了灶台上，收起了满是灰尘的靠边站，立在一旁后，蹲在菜窖前开始一块块掀开盖子。

直到九十年代初，到了冬天，东北唯一的菜就是大白菜、萝卜和土豆；大白菜做成酸菜，萝卜埋在沙子里，土豆就存放在菜窖里。

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的菜窖，入口一般都是方形的。

菜窖盖子也不是一整块木板，而是一条条像地板一样的木条，打开时要一条一条地起开。

拿走一半木板后，我拿着手电筒往下照……

哎呀我艹！

我差点没一屁股坐地上，头发根瞬间根根竖立，后背都起了一层冷汗。

黑黝黝地菜窖里面，竟然有个人！

刚才手电筒正照在一个男人的脸上，他仰面躺着，灰突突的一张脸，嘴巴微张，一双眼睛死鱼般瞪得老大。

这不是活人，那双眼睛毫无神采。

而且也不止一个人，他身子下面还压着一个！

这黑灯瞎火的，又是我一个人，冷不丁看到这种场景，神经再粗犷，也差点儿吓个半死。

稳定心神，把剩余的木板儿都掀开，拿着手电筒再往下照。

大约四五米深的菜窖下面，躺着两具尸体。

上面的男人三十多岁，看头型和衣着打扮，应该不是混社会的。

他穿了件廉价的皮尤夹克，脏兮兮的牛仔裤，胸口有明显的几处刀伤和血迹，看样子刚死不久。

他身子下面是个女的，黑色长发，穿着一条黑色健美裤，上身是件藕荷色的棉服。

因为是趴着，看不到长相。

我用力抽了抽鼻子，闻不到腐败的味道，应该才死没多久，再加上天气太冷，并没有腐烂。

这是打群架捅死的？

怎么还有女人？

收回手电筒，我默默地把一条条窖盖木板盖上。

剩最后一条时，我突然停住了手。

明白了，原来是这样！

这个地窖里面，原本应该有三具尸体，今天下午出殡埋的那个，就是其中一具！

对！

就是这样！

一定是这样！

于野呀于野，真看不出来，你不只卖粉儿，竟然还敢杀人！

而且还不止一个！

我盖上了最后一条木板。

现在怎么办？

还是先离开这儿吧，黑灯瞎火还有两具尸体陪着，虽说我胆子不小，可也不舒服。

屋门外面有铁将军把门，避免打草惊蛇，抱着重重的纸箱从后窗跳了出去。

反手又推上窗户。

至于说窗户里面的插销没插，不用管了。

这种细微处一般很难察觉，等房老四和于野真发现时，肯定已经戴上了手铐，是被警察带来的了！

外面比屋里暖和，一丝风都没有，感觉要下雪了。

坐进车里，点着火，暖风很快就热了。

原本我的想法很简单，翻到证据后就绑了于野，打晕他，再把他和这些东西放在一辆车里，然后直接开到市局门口。

扔下他和车以后，找个路边磁卡电话，打给市局报案！

一了百了！

现在看，得换个方法，崔承铉事件给了我灵感，一定要把利益最大化。

想了又想。

杨宁的人情我已经还上了，兴安周疯子待我不薄，这个人情应该给他！

不再多想，拿出手机打了过去。

电话响了好多声才接。

“周大哥，方便吗？”

“没事儿，京城开会，晚上请几位领导吃饭，我出来接的，你还没回来？”

“有个事儿和您说。”

他笑了起来，“你小子准没好事儿！”

我没心情开玩笑，“您在雪城公安局或者省厅，有没有关系特别好的朋友？”

“你不会又惹事儿了吧？”

“没有没有，真没有！”

“说吧，就算失手杀了人，哥哥我也保你不死！”

我心里暖融融的，自己不过是个贼，何德何能让人家如此对待？

“我送周大哥一份大礼……”我把事情详详细细说了一遍。

周疯子严肃起来，“坐车里别动，注意安全，等电话！”

“好！”

放下手机，摇下一点儿窗户，我点了一根烟。

该回家了……

一根烟抽完，手机响了。

“你好，我是雪城市公安局的沈波，请问你在哪儿？”

“……”

放下手机不一会儿，周疯子又打了电话，“小武，沈波是我姐夫的发小，有什么话都可以和他说，明白了吗？”

“明白！”

“他刚刚调到省城任副局，主管刑侦等工作，上上下下一堆不服气的，你这个案子，简直就是及时雨……”

我没说话，静静听着。

“兄弟，谢谢！”他说的十分郑重。

“周大哥……”

“再叫这么生分，以后咱就断交了！”

我连忙改了口，“疯子哥！”

他哈哈大笑起来，“这就对了，虽说“疯子”这两个字不好听，可我也是贱，听了十几年，已经习惯了……”

接触几次我就发现了，只有和他最亲近的人，才会喊他疯子。

例如杨七哥和小马哥。

而比他年纪小的，例如东北出口公司总经理许大宝，还有大头，则是一口一个疯子哥。

唯一例外的是二虎和老嫖，这二位是周疯子的发小，所以他俩叫的最简单，就一个字“哥”！

东北建筑总公司的总经理孙广志，喊的是东北。

其他再远一些的人，才会喊周大哥或者周总、周董等等。

一个称呼看似简单，其实就能看出关系的远近。

“疯子哥，”我说：“你要是这么客气的话，我马上开车就走！这几年你没少帮我，我小武说过一个谢字吗？”

“操，好像说过……”

两个人都大笑起来。

这就是周疯子，嬉笑怒骂间，把要表达的意思都说了出来，又让人心里十分舒服。

大约半个小时以后，三辆普通的桑塔纳，一辆白色依维柯停在了路边。

我一翻手，夹上了一把手术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