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芸很痛心地说道：“你可以积极治疗呀。”

犯罪嫌疑人愤愤不平地看了刘芸一眼：“治疗，你说得轻巧。我们不象你，是政府的人，有医保，坐办公室，拿工资。我是郊区的农民，收到看天靠地，做点小生意天天防着城管。我们的收入少得可怜，除了吃饭穿衣，小病凑合，大病就没有了指望。治病哪里有钱呢？”

“你可以想办法象人借呀，亲戚朋友总会帮忙的。”刘芸不甘心地想深挖出罪犯的内心。

罪犯的内心很不安，他在想要如何说为好，他不想在言语中为难他的亲朋好友。

“我象他们借过，他们也都借给了我钱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的亲戚朋友同样没有太多的余钱，他们也尽了力帮我。可是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样的病，医生说唯一的治疗办法就是肝移植。”

“现在的医学很发达，没有治不好的病。”刘芸对当代医学相信的有些过头，或许是为了为她的话提供强有力的支持。

“你这话真好笑！象幼儿园的水平。”罪犯天不怕地不怕，可能知道犯下重罪，没有被宽恕的可能了，索性由着性子，图个嘴巴痛快，他带着嘲讽的口吻对刘芸说道，“如果都能治好，大家长生不死，那地球都住不下了。怎么可能呢？”

刘芸很想生气，可是又不能生气，面对这样的弱者，生气有什么用。作为记者、主持人、电视台中层领导，她需要做的事情很多，又怎么能够真正与这样一个把所有努力变成怨恨的人计较呢。如何唤起民众对于生命的重视，如何让更多的人对于普通百姓的疾苦多想想办法才是正道，才是刘芸自觉做人的良知。

刘芸深吸了两口气，平静本能的不快。

“可是，有一份希望就要尽全部努力呀。”

“我有努力，我向所有能找到的亲戚朋友都借了钱，我以为不小了，整整五万，可是我带着五万元去医院，护士听我说了，忍不住歪笑着劝我‘这点钱也想做肝移植手术？走吧，走吧，再去弄十个这么多来。’我想哭，我想立即自我消失在空气中。五万元钱都是我们全家东拼西凑来的，要五十万元，干脆直接把命拿去好多了。”

“你有没有找有关部位应映呢？象民政什么的？”

“我老婆去找过他们，但有用，老婆告诉我，民政的人说这事太多了，如果每个人都找他们想办法，那不是成了公共汽车，实际上也没有这么多钱来办这些事情。”

刘芸越问心情越沉重，这些现实的问题，如果不亲身接触，还真的没有办法深入了解。看来，疾病对于弱势群体的压力的确不容忽视。她想关于治病的话题问得差不多了，想想还要从别的角度了解一下罪犯的所思所想。

“可是，你这样做，害了许多无辜的人。”刘芸很伤感地说道，“你知道吗？你那样弄一下，三个人永远地去了，还有七个人住进了医院。他们也是有家的人，也有老婆孩子。”

罪犯沉默着，显然也为自己的行为惭愧和后悔，为自己的冲动反思，这对于那些逝者和伤者已经完了，但是对于之后和他同样情况的人还是有着警醒作用的。

“我对不起他们。”罪犯对着摄像头道歉，“我不该这样。我治不好病也就算了，不能把他们拖下水。”

“你这样做，你的七十多岁的父母亲有多痛苦，你的妻子有多难受，还有你的读高中的儿子，你留给他的太多复杂难言的情感呀。”

罪犯痛哭起来，拼命摇头：“你不要说了，你不要说了，我不是人——”